地产30年之1989年:中国首次亮相联合国参与全球住房战略!

摘要: 30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里,竟然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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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里,竟然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就在中国南海边陲,新成立的深圳为筹钱发展特区卖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土地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化发展的序幕。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执著与迷恋,从未消减,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地变革史。尤其是最近的30年里,纵使风云变幻,地产行业发展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一路狂奔。回望来路,那些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人物、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上演,30年,一年一个脚印,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艰辛和坎坷,也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成长与收获。


《地产30年》系列之1989年,建国第40个年头里,尽管经济有所滑坡,但中国房地产业还是加快了发展进程。这一年,中国大地正在消化过去两年土改、房改带来的各种后续效应;这一年,中国房地产营销史上又有了新的进展与颠覆;这一年,中国房地产登上联合国人居会议舞台;这一年,日本楼市一路狂奔;这一年,中国房地产依然向前……


1989年,这个卡在80后与90后夹缝间的尴尬年份。毕竟,在这年出生的人,想说自己是年轻的九零后,却早生了一点;想说自己是八零后,又心有不甘,感觉老了十年。


当然,比起2000年出生的人来说,还算值得安慰,毕竟再晚一年出生,就是21世纪的人,而早了那么一点,就成为上个世纪的人。这种感觉,不是老了十年,而是老了一个世纪,啧啧,也算是百年一遇的机缘了。


好啦,言归正传,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正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建国40年时间里,新中国经历过狂风暴雨,也见证过阳光彩虹。走到第四十个年头,注定不会是平淡的一年。


1989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很多、很多……多到不知从哪里下笔。打开尘封的历史,一件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扑面而来,困惑与求索交织成一幅时代华丽而又宏大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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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中国第一次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并在会议上先后进行六次正式发言,首次在联合国人居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住宅建设、住房制度改革所取得成就,以及住宅发展战略设想和相应措施。此外,郑重承诺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完成“2000年的全球住房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经过1987-1988年连续两年土地出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以万科、中海等开发商为代表,在开拓商品房市场上大刀阔斧进行变革,为行业带来全新的营销观念。


这一年,中国房地产也许才刚起步,但日本楼市却已如日中天。所以,我们还会把目光放在这个邻国身上,重点谈谈日本房地产,有太多值得中国楼市借鉴之处。因为,一个巨大而又快速膨胀的世界级经济体引发的房地产泡沫正越吹越大,这道魔咒在日后中国楼市快速发展过程时常被拿来当作参照系。


历史的时间轴轻轻拨动到1989年,新年的头一天,《人民日报》就给这一年定了个并不轻松的基调。一篇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


风云起、波澜急,房地产行业这艘尚未起航的巨舰注定一开始就历经波折。好在,这一年的政策给予了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政府的引导下,8月1日,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宣布:1989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涨势逐步趋缓,市场状况逐步趋稳。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1至6月份的上升幅度逐月减少,共下降了6.4个百分点,其中35个大城市的物价上涨幅度上半年平均降低了9.8个百分点。


到了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给出的信号更为明显。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


这也使得前一年因价格闯关、通货飞涨而中途夭折的房改政策有了喘息的余地。当时刚刚准备大干一场的提租补贴模式,遇到了职工提储变现危机,国家急于出售公房回笼一部分资金,结果造成重新回到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老路上。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年的中国大地正在消化过去两年土改、房改带来的各种后续效应;这一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政策与市场有了新变化;这一年,大家都在摸索着前行。


1

中国人“第五大发明”进军内地


去年底刚刚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万科,2800万资金已经到位。拿着这笔钱,王石开始闯荡天下了。要注意的是,这一年已经在深圳连拿两地的万科,成为行业内小有名气的黑马。


这一切,被记录在如今万科深圳大梅沙总部一个近两百平方米的展厅内。展示厅有一份土地出让书,下面的介绍卡片中写着这样一行小字:“1989年初,继威登后万科再次夺魁天景地块,深圳地产界的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这个有着近30年历史的天景花园,位于深圳市黄贝路口,项目规模并不大,占地面积1.221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9万平方米,总户数190户。该项目从一开始就进行得略微坎坷,据说样板房的100万是向铁路支行借来的救济款,地块开发初始资金是从茶馆里找来的……


为了把天景花园打造成为精品社区,1989年初,万科派出香港物业考察团,冯佳任团长,一人发了2000块钱,到香港进行见习。这是中国较早的公派香港房地产考察团。


媒体记载,当时考察团到了香港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偷师香港的房地产经验——公 寓,工地,成熟的住宅小区,甚至楼书。


归来后,万科在天景花园这个项目做了许多个堪称国内首创的模式。比如在项目工地现场建起了一套样板房,成为内地楼市最早的样板房;在工地导入了VI系统,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进行工地包装的楼盘。


还有两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楼书的引进以及小区概念规划的诞生。


回忆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地区的报纸尚不允许随便投放房地产广告,凡打广告都要通过非常严格的审查。


天不遂人愿,当时的天景花园正在面临严峻的危机。项目周边房价约1800元/平方米,而天景花园的楼面地价已超过 2800元/平方米,面粉已然贵过面包。也就是说,万科至少要卖4300元/平方米才能收回成本。


急于把项目快速地以理想价格售出的万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香港的广告。1989年7月22日,香港文汇报出现了一版地产广告——“天景花园”。至此,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本楼书应运而生。


根据媒体的记载,天景花园的设计,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完整借用华侨城旅游区的规划概念,来规划住宅小区;也是中国较早的以概念规划方案与概念规划总体为基础进行公开招标。


“技术人员第一次与开发商走在一起,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对话,开发商介入项目的前期,对项目的定位和规划起着重要作用。”


王石陪同来宾参观天景花园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部第一批3个“城市住宅小区试点”:天津川府新村、无锡沁园新村、济南燕子山新村,刚刚建成就成了国内业界关注的样板工程与话题焦点。


8月18日,建设部作出《关于表彰无锡、济南、天津三个优秀实验住宅小区的决定》。此后,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


年底,全国人大于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这是我国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律,是涉及城市建设和发展全局的一部基本法,它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的投 资环境和劳动、生活环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窥一斑而见全豹,彼时之中国,香港似乎成为了一个绕不过的学习对象。如今来看,甚至可以说港资开发商,是曾经中国地产大讲坛的座上宾,也是曾经内地房地产行业起步和发展的带路人。他们具备的专业管理、营销团队,标准开发模式、细则条例,资源渠道和资金,给懵懂的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打开了一扇大门。


以“楼花”跟“售楼模型”为例,他们都经由香港引入中国内地。当中,“楼花”一词早在1953年业已出现。它是指如果把已建成的房屋看成建设完成后的果实,楼的果实尚未结出,那么能买到的只是“楼花”。楼花买卖也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约定,由购房者交付定金或预付款,而在未来一定日期拥有现房的房产交易行为。


这是当时还是30 岁的霍英东提出的设想。1953年,他成立了立信置业有限公司,一改当时的现楼销售政策,提出“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


这一方法,随后被其他地产商纷纷仿效,成为香港地产一大经营特色。炒楼花也因此被老外戏称为“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并波及到东南亚,之后传入中国内地。


此外,售楼处楼盘模型最早期是80年代,置业国际在考察加拿大房地产营销时发现该展示方式,后由地产人士从香港传到深圳。


2

历史人物登场


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的福建商帮,在这一年走出了一个房地产界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许荣茂。


1989年之前,许荣茂玩过金融、做过纺织生意。早在70年代他就从福建去到香港寻求发展。当时,他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药店里当伙计,只几天的光景,因为不能适应粤语,就又跑到工厂去了。随后,机缘巧合下,他当上了证券经纪人。


几经周折后,在1981年到1983年短短两年光景,他便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身家千万的许荣茂,时年32岁。据他本人的回忆称,“在金融市场我比较顺利。很多人第一桶金可能要经过长期的拼搏,我运气稍好一点。不过我对经济非常感兴趣,如今还一直阅读经济方面的书籍。”


不过,真正让许荣茂有了更厚实的经济积累,还是80年代中期在香港、内地开设工厂所取得的成果。“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在许荣茂39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更大的转折,因为他决心投身于中国房地产事业。“1989年我转做房地产,以前做服装特别累,员工多,业务量大,但利润微薄。帮美国人做加工,等于为他人做嫁衣,成衣后贴上他们的标签,没有自己的品牌。这虽然也是实业,但缺少满足感。现在我们建一幢幢雄伟壮丽的大厦,既能美化城市,改善人们的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事业成功的欣慰。”


同样在南方,在广州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两位大佬,在深圳则是两家企业。


如今朝着五千亿房企目标进军的碧桂园,这一年它的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刚刚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出生于广东顺德北滘镇的杨国强,因为家境赤贫,自幼就在家放牛种田,稍大后便出去做泥水匠。一开始,由于大哥杨国华当时在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当负责人,杨国强才得以受到照顾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他从泥瓦匠开始,经历了包工头、卖房者到开发商的身份嬗变,1989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


富力集团的两位传奇人物,李思廉、张力也正式于这一年结识。尽管两人性格相异,也一点不妨碍他们携手共进二十余年。一个在一线抓项目建楼盘,一个在后方运作资金、策划销售,成为中国商界极为**的企业运作案例。


在深圳,中海也面临发展的关键节点。1989年4月29日,深圳公司第一个地产项目海富华远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中国海外大规模投 资内地房地产的开始。


有趣的是,现任中海地产集团董事长颜建国,这一年刚刚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并顺利进入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作。


或许他自己也不曾想过,这一开始,便是25个年头。在2014年在赴任龙湖前,他分别担任过中海地产苏州、上海公司总经理、中海地产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助理总经理、中建总公司办公厅主任等职位。


不过,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中海。今年5月8日,中海地产公布人事任命,颜建国正式接班执掌中海。


深圳的故事,还得加上成立于1989年的星河集团。尽管上市目标遥遥未定,但它的发展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目前该企业已形成了“房地产综合开发,商业地产运营和金融投 资”并驾齐驱的三元驱动模式。


对于远在大连的王健林来说,这一年既有兴奋也有忧愁。当时,王健林接手了濒临破产的大连西岗房地产公司,就遇上了国家整顿。虽然王健林的西岗房地产公司土地是可以抵押的,证照也是齐全的。可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


历经奔波后,有人给王健林出主意,“发债券”。说来也是机遇,如今的大连一方集团老板——孙喜双当时觉得王健林这个人是退伍军人,特别的踏实,便拿了一笔巨款认购了王健林发行的债券。也因此,王健林的房地产之路才没有在一开始就夭折。


3

人民日报都看不懂的房价


过去数十年,从官方到民间皆沿袭了“北上广深”的叫法。然而,在1989年这个年份里,他们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市场状况。


在广州,一个叫做东湖新村的小区已经十岁了。这是一个被历史成就的项目,在新中国住房革命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外销项目,第一个商品住宅项目,第一个引进外资开发的住宅项目,第一个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等等。


当时的东湖新村所在地,是一片很大的水域,被称为“72亩塘”。1979年12月21日,东湖新村住宅小区建设工程在已经被填平的“72亩塘”打下了第一根桩。


经过三年的努力,新村基本建成,小区内有二十五幢八层住宅楼宇,后来又有两幢十六层电梯住宅楼宇,还包括2个近万平方米的园林,是当时全国最大型、最豪 华的花园小区。


除引进港资外,开发设计也是参照香港住宅小区的成功经验,建造了花园、商铺、道路等配套设施;在小区管理上,同样参照香港屋村的管理经验,实施封闭式小区管理,组建管理处,对房屋、环卫、绿化和治安等实施综合管理和生活服务。


自东湖新村后,广州市开始推广港式住宅小区的开发及管理模式,逐渐辐射至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国各地。


当时还是东山区房管局副局长的李庆符正是在1989年这一年搬进东湖新村的。他说:“搬进去后,刚开始还交了好几年的房租,到1996 年的时候,终于分三次交齐了3万多块钱,也终于拥有了这间面积为96 平方米住房的产权。”


据李庆符回忆,“当时的东湖新村是广州市最时尚的住宅小区,虽然这个小区现在有些老旧,但依然是风韵犹存,还有它独特的气息。”


图片来源:网络


同样于1989年,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副司长刘洵蕃在全国房地产企(事)业管理经验交流会的讲话中提到,他们特意邀请了广州东华公司过来介绍经验。


“东华公司是我们房地产业改革起步最早的单位之一。他们在起步的时候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发展房地产外向型经营方面受到了很多责难,遇到了很大阻力。甚至有的报纸批评他们是卖国卖地。但是他们终于闯出了一条发展外向型房地产的路子。”


“现在他们又提出搞股份制的问题,这是很超前的,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没听说有搞股份制的房地产业,这是第一家。”


在深圳天景花园、广州东湖新村的带动下,中国房地产业似乎正在变得有章可循。不过,北京、上海两地突如其来的高房价,却吓跑了许多人。


2月15日,北京首次公开出售建在黄金地段的商品房350套,每平方米最高2000元,但只被预订了250套。无独有偶,同期在上海出售的1.1万套住房中,成交也不到1/10。原因是太贵了。


人民日报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幢幢楼房无人买,几十万平方米新住宅空空荡荡。原因是价格昂贵,每平方米最高价已达2300元,令人咋舌。”


究竟有多贵?该报道还以北京为例,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1600 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要知道,1989年北京的平均月薪175元,上海的平均月薪217元。那时候的房地产,还没有首付、没有贷款这一说法。资料显示,中国银行史上第一笔按揭贷款出现在1993年9月28日的上海;不过民间也有说法,中海集团才是第一个引进银行按揭购房模式的开发商。


然而,即使销售与现实有差距,这也不影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有关住房的新历史时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地产市场化,使少数人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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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媒都认定中国改革不可逆转


这一年,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施住房制度改革的省会城市。


1989年8月16日,经省政府批准,广州市政府公布了《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距离广州南沙区的珠江华侨农场启动住房货币化分配改革已经三年了,当时广州也是广东省最早的试点之一。


同月,广州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广州首次实行有期限、有偿土地使用权的3块土地。这3块土地分别位于东风东路福今路口对面,面积为2968平方米;三元里广花公路和机场路交叉口,面积为17191平方米;天河区天河体育中心东南角天河主干道南侧,面积为21987平方米。


历史选择了广州,也成就了广州。正是因为先人一步的政策引导、东南沿海的地域优势等,广州房地产行业才能在日后的90年代大放光彩、并涌现出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保利、恒大、富力、越秀等,甚至一度成为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典范区域。


一百公里以外的深圳,同样在进行自我革命。


1989年7月27日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这是市房产管理部门考察、借鉴了香港及新加坡住房发展经验而制定的,该纲要提出住房供求“双轨三类”制。双轨即市房管局组织建房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投 资建房,三类即:福利商品房、微利商品房和市场商品房。 


1989年8月,深圳市召开了房地产市场整顿大会,并提出7项整顿措施。后经数月的努力,市场比以前规则多了,地价房价暴涨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房屋的出售、出租、转让、*押的管理有所加强。 


同月,深圳市房屋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房地产交易所。


抛开广深不提,这一年中央下了一个政策目标: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发布《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通知》,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压缩固定资产规模,紧缩银根。


在众多政策的引导下,彼时之中国社会,缓慢而坚定地前进着。尽管对房地产业还处于初期阶段,当时也已经有颇具见解的想法,吴荣根、罗志年在《香港房地产也给予我们的启迪》一书中提到,“深圳、厦门、福州、上海等四个城市已公开拍卖的9块土地,售价最高的是上海,每平方米达8000元;最低的是厦门,每平方米达1200元。这种地价,远远超过了我国现阶段房屋建筑的单位面积造价。”


“可以设想,以如此高地价买来土地,再加上建筑费建造住房,是难以去解决占全国城镇四分之一的无房户、困难户、不方便户的住房问题的。因此,高地价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政策,决不能视为普遍的规律广而用之。”


从整体数据来看,潘其源在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 1949年-1988年全国城镇新建住房近18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90亿平方米。尤其是1979年以来住宅建设发展较快,平均每年城市新建住房1亿多平方米,城乡人民的居住水平和居住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


从外部条件来看,1989年这个被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称之为“中国内地房地产业低落期”的一年,非但没有吓跑外资企业,还有一家中国企业悄悄进入了世界500强。


《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提到,当时几乎全球重要的媒体都在评论中认为“中国改革不可能倒转”。美国的一家独立调研公司对《财富》500强CEO开展了一次调查,其中涉及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经济改革看似进展困难,但西方的投 资者们仍然把赌注下在长远的发展上。


“一些已经在中国开场的跨国公司也表明了自己留守的决心,意大利菲亚汽车制造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亲诺迪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撤离。”


同时,这一年中国银行进入了当年度《财富》评选出的世界500强排行榜。这意味着在全球的商业观察家眼中,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群体。


另外一个番外篇是,1989年是在第一个全国城镇房屋普查基础上开展的全国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第3个年头。产权不清,产籍不明,管理混乱的情况开始好转。通过登记发证,大批产权单位和房产主领取了全国统一的房屋所有权证,他们的房地产权得到了国家法律和行政的保护。


通过房屋所有权登记,对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房地产纠纷的处理,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所起的重要作用,正逐渐显示出来,并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认识和重视。


内调外养,强筋健骨。中国房地产业从井喷式发展到细水长流,刻在骨子里的中庸之道或许会指导这个行业走向另外一个拐点。


5

1989年日本买下美国


1989年,当中国楼市还蹒跚学步的时候,日本房地产正在以狂飙突进的态势,冲向颠狂的顶峰。


经过二战之后四十多年快速发展,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末跃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野心勃勃的日本企业大肆开拓全球市场。当是时,世界随处可见Made in Japan的产品。尤其是汽车、家电等行业,为日本创汇源源不断输出拳头产品,并一举带动钢铁、电子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为了遏制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1985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联合与日本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美元贬值。协议签署后,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走强,迅速从240:1飙升至120:1。


汇率激涨导致日本企业出口压力猛升,为了支持企业出口,日本政府大幅降低利息,连续5次下调利率,从1985年的5%降至1987年的2.5%。此举确保了日企出口份额,外汇仍持续涌入日本银行。拥有海量资金的银行业,为了扩大利润,绞尽脑汁拼命放款。扩大贷款,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


房地产抵押贷款作为风险较低的业务,成为日本银行资金投放的重点领域。大量资金疯狂涌进房地产市场,整个日本房价直接爆涨。1989年日本房价冲向峰顶,以最具代表性的东京银座为例,据当时日本国土交通厅公布的土地公示价格1平米1亿1千万日元,折合约97万美元,这是获得全球最高地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平方米近百万美元的天价,迄今仍是个匪夷所思的高点。但在狂热的1989年,却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价位。日本,单以房价论,早就是宇宙中心。这个纪录,哪怕二十多年后火 爆的中国楼市,先后号称宇宙中心的北京、深圳,也没有哪个地段能卖出这个价格的一半。


日本房地产疯狂,开始从本地向全球蔓延,“卖掉东京房子的钱,可以把整个美国都买下”这个段子对日本人而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很快被日本人付诸实践。


1989年,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14亿美元购买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厦。消息传出,美国震惊,世界哗然!洛克菲勒中心大厦被美国政府“国家历史地标”,是20世纪最伟大的都市计划之一,在美国人心目中已然成为国家象征。因此,三菱集团收购举动,被视为日本“入侵”美国的惊世之举。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作为全球经济中心、世界最安全的资金避风港,美国成为日本企业围猎的首选目标,在最高峰时期,日本企业购买了全美国近10%的不动产。


1989年,日本房地产的畸形膨胀,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警惕,反被视为日本崛起的精神鸦片。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戳破这个泡沫。


是的,幻像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宁愿沉睡在美梦里,不敢清醒面对现状,人性皆如此。


尾声:40年积累1.6万亿房产财富


建国40年,在这个漫长历程里,房地产也在同步成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包括“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在内的产业运行机制,为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提供大量物质基础保障。更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数十年建设,中国房地产积淀为一笔巨额的社会财富。


这一年,《中国房地产》杂志刊发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建国四十周年的回顾》文 章中提到,中国房屋面积估计已经达到55亿平方米,价值8500亿元,另外,全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以每平方公里7000万元计,有7500亿元资金蕴藏在现在城市土地中。全国城镇房地产总价值超过16000亿元。


从数据不难看出,彼时的房地产行业,已经积蓄巨额资产,初显财富增值王者风范。文 章还指出:“房地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将巨额财富投入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的商品经济循环中去,使其不断增值,使房地产业这个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那个年代,也许没有人想到,房地产不仅可以增值,而且增值的速度远超国人预料。


除了为国内经济建设沉淀巨额财富,1989年,中国房地产开始走出国门,首次亮相联合国,代表着中国也参与到国际人居建设进程中。联合国人居大会声明指出,住房与食品、服装一样都是人类基本的、直接的需求,对保持健康与社会和平、对维持家庭康乐都是不可或缺。


然而,世界仍有10亿多人继续生活在恶劣的住房环境中。因此,联合国制定了解决问题多项应对措施,并号召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迎接挑战,最终让每个人都享受住房梦想在20世纪末成为现实。中国作为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十几年一直致力于实现居者有其屋目标。



就在中国在为保障人居住房努力的同时,日本则在高房价的盛世狂欢中迷失未来。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1989年,迅速飙升的经济地位,也让日本人心态急剧膨胀。


在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日本全面进入令人炫目的鼎盛时期。彼时,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就叫《日本可以说不》,代表了战后强势崛起的日本不甘寄人篱下,开始向美国等世界强国叫板。自信心爆棚的日本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他们办不到,哪怕楼价涨上天,也不曾畏惧。


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日本这段房地产泡沫历史,还没有到破裂的时候。在1989年之后两年内,疯狂的日本楼市终于尝到自己埋下的苦果。只是,那个年份,他们还沉醉在盲目的乐观之中。


日本发生的一切,之于中国而言,就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无时无刻不提醒中国楼市如何规避重蹈日本覆辙。当然,此为后话,在接下来的《地产30年》系列篇章里,读者朋友还会不断看到日本楼市的身影。


1989年,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都不是个轻易忘却的年份,有太多的事、太多的人值得我们缅怀。彼时,一度迷茫,甚至挫折,但都未曾减缓历史车轮滚滚行进的节奏。不管如何,生活总要往前走。


蛇年,斗折蛇行,蜿蜒向前。



来源:楼市谈    原作者:何缘、姚育宾

原标题:【地产30年】系列之1989年:房地产缔造1.6万亿财富 中国首次亮相联合国参与全球住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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